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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元代表2020年两会期间以人大建议形式积极关注社会热点话题 本次两会期间,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先生恪尽代表职守、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建言献策,参与国是,反映社情民意,并主要针对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减轻光伏发电企业税费负担、解决光伏发电补贴拖欠、理清并优化光伏发电行业管理方式等方面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和仔细调研,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刘汉元代表谈到,过去十年来,在全球行业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下,光伏发电装机成本已从原来的10万元每千瓦降至3千元至4千元,已成为全球许多数国家和地区成本最低的发电方式。我国光伏发电成本在部分地区也已等于或低于火电,具备了大规模应用的条件。但现有的产业政策及管理方式难以满足能源结构快速优化升级的需要,一个光伏电站从项目选址、开发备案、施工建设到并网运营的全流程,需面对发改、能源、国土、水利、环保、经信、能监办、电网、住建、电信、工商等超30个主要管理部门,需办理各类手续文件近百份。此外,各主管部门之间时常因为管辖界限不明,对同一事项重复审批,甚至审批结果互相矛盾乃至冲突,对项目推进形成人为障碍甚至是致命打击。繁多的审批手续,使得管理流程冗长、项目周期拖延,重复的审批甚至矛盾的审批让企业无所适从,导致企业的非技术成本居高不下,成为制约光伏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他指出,目前,在办理光伏发电项目审批文件的过程中,个别省市的相关部门依然存在责任不清、互相推诿、拒绝出具意见、意见含糊等现象,致使投资企业工作推进困难重重。例如,在光伏项目开发过程中,对于同一块项目土地,时常遇到国土部门、林业部门、草原部门等多个主管部门对土地性质和类别认定不同,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情况。这就造成了项目合规性方面存在重大隐患,出现同一审批事项被多个部门重复收费,甚至面临处罚、停工、拆除等重大风险。 他提到,2017年4月,某省畜牧局以光伏电站破坏草原为由,将该省在建的17个电站告到省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强制这些项目停工整顿。此后,又有多座电站陆续被强行停工,致使企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事实上,这些电站在开工前已经获得了省发改委的备案通知,属于合规项目,而导致项目停工的根本原因就是林业部门和国土部门对同一土地的认定存在根本差异,前者认为属于宜林荒山,后者则认为属于其他草地、即未利用地。此类事件并非个例,2019年12月,陕西某光伏项目被指破坏牧草地而遭停工,原因是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林业局对项目用地性质的界定不一致,前者界定项目大部分用地为未利用地,后者界定为牧草地。正是由于主管部门之间存在判断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最终导致了此类事件反复发生,而企业作为弱势的一方,往往需要为本不必要的损失埋单。 此外,由于各级主管部门对国家政策的理解程度以及对实操阶段的把控力度不统一,也导致了项目在申报及推进过程中遇到巨大阻力。2019年5月,国家能源局正式启动了2019年光伏发电国家补贴竞价项目申报工作,企业在各地项目的申报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阻碍。以东部某省为例,部分企业在申报过程中,不断被“踢皮球”,遭遇“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省电力公司以等区县供电局统一上报为由,不给申报企业盖章;各级政府部门以对项目具体情况不了解为由,拒绝盖章;而发改委又以省电力公司、各级政府未盖章为由,拒收企业提报的材料。自6月18日该省发改委下发通知,要求6月26日18:00前完成填报工作算起,企业总共只有宝贵的9天申报时间。但因为政府部门与电网公司间的沟通不畅,甚至互相推诿,导致许多企业如热锅上的蚂蚁,却又无所适从,错过了申报的截止日期。此外,针对申报的工商业分布式项目,国家能源局明确规定由当地电网公司统一出具消纳证明及并网时间即可,但执行过程中,当地发改委仍要求各项目需获得电网公司盖章,不仅增加了电网公司的工作量,也为企业设置了不必要的门槛,影响了申报进度。 刘汉元代表谈到,目前,我国光伏电站的审批程序涉及到诸多部门,存在多个部门同时管理、分项审批的情况,甚至同一审批单位存在多次审批、多科室单独审批等情况。国家层面对光伏电站的申请及建设尚未出台统一的操作流程,各省、市、自治区规定都不尽相同。但普遍来看,一个项目需各级主管部门审批的文件达到近百份,手续过于繁杂,完成这些审批流程短则需要1-2年时间,长则需要3-5年甚至更长。而电站建设时间紧,基本不可能在投产时完成所有手续,边施工边办理甚至投产后再补办手续成了行业惯例,致使光伏电站长时间被迫陷于未批先建、不合规、甚至不合法的巨大风险之中。整个过程,不仅耗时耗力,而且在各项手续办理过程中,还可能夹杂着各种明目的“不合理收费”、甚至“权力寻租”等现象,不仅拉长了项目准备周期,也抬升了项目投资成本。项目建成后,企业通过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平台申请进入补贴目录名单,又要经历各个环节漫长的审批周期,往往按要求填报后一年多还处于审核阶段。 他指出,近年来,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迭代升级加快,光伏行业技术成本快速下降,但由于种种原因,非技术成本却未明显降低,很大程度抵消了技术发展带来的红利,成为了影响全面平价上网时代早日到来的主要原因。光伏行业的非技术成本主要包括土地费用、各项税费、电网接入费用、人力成本、交易成本、前期开发费用、各种摊派以及融资成本等。其中,土地费用、各类税费、融资成本、并网成本这四项非技术成本最为突出。针对当前光伏行业非技术成本过高的现状,国家能源局于2018年4月下发了《关于减轻可再生能源领域企业负担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能发新能〔2018〕34号),强调要减少土地成本及不合理收费、通过绿色金融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制止纠正乱收费等增加企业负担行为。然而回顾近两年的实际执行过程,文件并未起到明显的作用,反而各地项目建设的非技术成本还在不断增加。随着平价上网时代的到来,非技术成本对光伏行业的影响也将愈发明显。 针对上述问题,刘汉元代表有以下两点建议: 一是建议落实“多规合一”,形成一本规划,将全国范围内的国土、规划、林业、水利、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等多个相关体系数据统一融入一张蓝图,解决现有各类规划自成体系、内容冲突、缺乏衔接等问题。 二是建议调整并简化各类行政管理手续和流程,加快各环节审批速度,切实降低企业负担,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建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相关部委参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将“多审合一”、“多证合一”系统推广到光伏发电项目审批的各个环节,有效提升审批效率、缩短审批周期。
开始日期:05-25
刘汉元代表2020年两会期间以人大建议形式积极关注社会热点话题 本次两会期间,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先生恪尽代表职守、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建言献策,参与国是,反映社情民意,并主要针对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减轻光伏发电企业税费负担、解决光伏发电补贴拖欠、理清并优化光伏发电行业管理方式等方面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和仔细调研,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刘汉元代表谈到,当前,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已经具备了快速发展、实现能源根本转型的总体条件,无论是解决国内雾霾问题、环境和资源不可持续问题,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还是“一带一路”走出去帮助欠发达国家跨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光伏产业都必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成为当前及未来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主要牵引力和增长点。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应予鼓励和扶持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段时期以来,却面临沉重的补贴拖欠负担,严重阻碍了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中电联数据显示,进入前七批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的光伏电站规模仅约50GW,而截至2019年,我国光伏累计装机超过200GW,意味着全国有3/4的已建成光伏发电项目还未进入补贴目录,这也导致金融机构难以估计已建成项目的现金流、收益率,严重影响到项目融资。补贴拖欠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行业的良性发展,严重影响到投资企业的现金流,导致投资项目面临重大经济损失与风险,部分企业已经步履维艰,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去年10月,财政部公布了《公开回复<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9258号建议的答复>》,对于补贴资金拓展等问题进行了答复;近日,财政部又出台了《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财建〔2020〕4号),但两份文件依然未提出解决拖欠问题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措施。 为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增加能源供应,改善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于2006年1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可再生能源法》,旨在通过立法保障我国可再生能源的持续健康发展,责任意义重大。此后,国家陆续颁布了陆上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海上风电、光热发电标杆电价,确定了分布式光伏发电补贴标准,并依据各类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形势,对电价和补贴标准进行相应的调整,有力促进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市场的规模化发展。 他谈到,根据《可再生能源法》规定,可再生能源标杆电价与各地脱硫煤电标杆电价之差,由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提供电价补贴,但目前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仅有一项资金来源渠道,即在全国范围内征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据统计,2006-2011年,国家发改委通过省(市、区)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调剂的方式,共发放8期电价补贴,累计补贴资金达到339亿元。2011年底,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正式成立后,自2012年开始,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由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发放。 在此过程中,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收支两条线暴露出了环节多、未能应收尽收、支付周期长等许多问题,致使补贴资金不足、缺口不断扩大,通过追缴及专项资金补贴的方式,也由于多部门多环节协调问题,迟迟未能推动解决,未能达到《可再生能源法》立法的初衷,对国家法律的权威性造成了影响。2009年,全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为13亿元,2010年缺口为20亿元,而到2015年补贴资金缺口累计已达到300亿元左右。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十三五’期间90%以上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补贴资金来源尚未落实,截至2018年底,累计补贴资金缺口达2331亿元”。根据中电联最新发布的《2019-2020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为20.1亿千瓦,比上年底增长5.8%,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8.4亿千瓦,比上年增长8.7%,占总装机容量的比重为41.9%,比上年底提高1.1个百分点,保持了快速的发展势头。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如果拖欠的补贴得不到有效改善,考虑到还有大量已建成但未纳入补贴目录项目,补贴缺口还将持续扩大。 为能有效解决当前补贴入不敷出,缺口不断扩大的问题,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保市场主体,推动可再生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刘汉元代表有如下建议: 一是建议参照煤炭发电补贴发放形式,确保可再生能源补贴及时发放。目前,煤电进行脱硫、脱硝、除尘处理后,可以享受2.7分/kwh的补贴,且补贴是直接加在电价中,与电价一起一次性发放,不需要再单独申请,因此煤电补贴每年都是足额发放,从不拖欠。建议参照煤电补贴形式,将可再生能源补贴直接加在光伏、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电价中,由电网统一结算。针对存量补贴缺口,根据《可再生能源法》规定,建议国家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一次性补齐历史上拖欠的全部补贴。同时,完善各级政府的信用考核考评机制,形成基本的政府诚信支付规则,不断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大环境。 二是建议按照《可再生能源法》规定,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实行全额保障性收购。同时,加快推动《能源法》出台,进一步明确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推行可再生能源电力强制配额制度,明确可再生能源电力在全国及各省级行政区的配额指标,并进行严格考核,促使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国家和地方的能源规划、能源生产布局、能源输送及运行、终端能源消费方式等,以完成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指标为前提统筹协调。 三是充分挖掘可再生能源的绿色属性,对于现有的绿证市场尽快启动强制配额交易。建议生态环境部尽快出台《温室气体自愿减排管理办法》,让可再生能源项目能早日进行中国核证减排量(CCER)申报、签发,加快建立市场化碳交易制度,将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绿色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开始日期:05-24
刘汉元代表2020年两会期间以人大建议形式积极关注社会热点话题 本次两会期间,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先生恪尽代表职守、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建言献策,参与国是,反映社情民意,并主要针对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减轻光伏发电企业税费负担、解决光伏发电补贴拖欠、理清并优化光伏发电行业管理方式等方面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和仔细调研,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刘汉元代表谈到,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的2019年《碳排放差距报告》,当前各国的自主减排承诺已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2030年气候目标,需将现有水平提升3倍,才能实现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度以内的目标,若想实现1.5度目标,各国的自主减排承诺则需提升5倍。但按照当前各国的集体努力,到2100年,全球将相比工业化前升高3度左右,这将给全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大范围、长时间的热浪,前所未有的森林火灾,以及热带气旋、洪水和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将对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作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国,中国理应承担起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道义和担当,兑现习总书记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加快推进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为节能减碳作出应有的贡献。 此外,当前光伏发电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成本优势,以输出的等效能量计算,光伏发电成本已经降到了10美元以下每桶原油的价格,且发电全过程零污染、零排放。更重要的是,从国家能源战略安全的角度考虑,用10到20年时间,实现能源增量的70%、存量的30%到50%的可再生清洁化替代,就能将国家能源供给的主动权牢牢攥在自己手中,一劳永逸地解决石油进口被国外“卡脖子”的问题,过程中还能从投资和消费两个维度有效拉动国内市场。然而,当前我国制定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难以满足加快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也未能跟上产业发展的实际速度。 他谈到,去年12月3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气候状况临时声明报告指出,过去5年(2015年-2019年)或10年(2010年-2019年)的平均温度,可以肯定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2019年1月至10月,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约1.1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或第三高的年份。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在2019年创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高,也高于数百万年来任何时期的水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愈发严峻的生态环境考验。2019年9月,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我们曾经所称的“气候变化”,现在确切地说是一场“气候危机”,而我们曾经所称的“全球变暖”,现在更准确地说已成为“全球变热”,如果不立即行动,那么巴哈马群岛遭受飓风后末日般的景象就是这个世界的未来。 他指出,为能更加积极应对全球气候问题,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都纷纷制定并不断提升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美国经济总量最大、能源消费量最多的加州,2017年已提前3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超过33%的目标,计划到2025年一次能源50%以上来自可再生能源、2040年达到100%;欧盟发布了2050年零净碳排放量计划,力争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即将净碳排放量降至零;德国2019年上半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到44%,创历史新高,计划到2050年实现总发电中可再生能源占80%以上;法国计划到2050年全国电力全部来自清洁能源。英国于2015年12月关闭了最后一家煤矿,并宣布尽快关闭国内所有的燃煤电厂,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开创煤电使用的国家,或将成为第一个告别煤炭的国家。 目前,煤炭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耗的近60%,全球约一半的煤炭在我国燃烧,排放了大量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和烟尘,这也正是形成雾霾的主要成分,成为了近年来困扰我国大部分地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国民身体健康的重要问题。今年春节以来,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全国的人员流动、交通运输大幅下降,很多工厂基本处于停产状态,据相关机构统计,我国火力发电、炼油厂、钢铁厂的开工率都创下了近五年来同期新低,二氧化硫排放同比下降了 36%,二氧化碳排放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在此背景下,今年二月,京津冀地区仍然出现了连续多日中度到重度雾霾天气,空气质量依然不容乐观。因此,关停工厂、车辆限行等措施都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当前较为严峻的空气问题,只有加快发展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转型升级,推进汽车电动化、能源消费电力化、电力生产清洁化,才是治理国内雾霾问题、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根本途径和必由之路。与此同时,光伏发电在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最经济的发电方式,在我国部分省市也已等于或低于火力发电成本,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应用、逐步替代化石能源的条件。 他介绍到,作为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国家,中国也承担起作为全球大国的责任和担当,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规划和目标。2016年12月,国家有关部门针对可再生能源发展先后密集出台三份重要规划文件,分别是《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和《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其中,《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中针对可再生能源的占比规划为“2020年和2030年非化石能源分别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的15%和20%”;《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对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则规划为“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15%以上,天然气消费比重力争达到10%,煤炭消费比重降低到58%以下”;《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中可再生能源的占比规划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 15%;2021—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 20%左右;展望 2050 年,能源消费总量基本稳定,非化石能源占比超过一半”。 以上三份国家层面出台的权威规划文件,都为我国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设定了15%的奋斗目标。然而,本应作为积极引领、指导产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却与产业和市场层面的实际发展产生了明显偏差。2016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13.3%,2017年为13.8%,截止2018年,该占比已达到14.3%,已经非常接近2020年15%的目标,这距离三份规划文件出台仅两年时间。如按目前规划计算,到2030年的十年时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仅仅提升了5%,年均增长0.5%,仅与2016-2018年的年均增幅持平,规划未能体现引导可再生能源加速发展的意图和目的。 他指出,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2007年,国家在规划光伏产业发展目标时,提出2020年装机总量达到180万千瓦,此后历经4次调整,到《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出台,最终确定到2020年底太阳能发电不低于1.1亿千瓦。但截止2019年,我国光伏装机总量就已达2.04亿千瓦,超过规划目标85%。不难看出,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远远走在了规划前面,规划始终未能跟上产业发展步伐。 今年是编制“十四五”规划纲要的关键之年,及时调整并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无论从积极引导可再生能源产业健康发展,还是加快推动全球新一轮能源革命,从根本上破解雾霾问题,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变暖,都具有十分紧迫且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针对以上问题,刘汉元代表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推动我国能源革命的重要指示,制定更积极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建议借鉴国外可再生能源发展经验,制定更加积极、更具前瞻性和引领性的发展目标,具体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30%,2050年达到50%。 二是建议国家应该像支持5G基站建设一样,加大对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投资,推动能源转型升级。在此过程中,还能拉动钢铁、水泥等产能利用,产业规模、市场容量可以连续支撑每年上万亿的投资强度,既加快能源转型,还能起到稳投资、稳就业的积极作用。 三是制定具体可操作的配套实施方案,增强规划执行的刚性,定期对完成结果进行监测评估和考核,并向社会公布结果,确保目标如期达成,达到稳预期的效果。 四是减免可再生能源税费。对包括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减税,以目前我国财力来看能够承受,还能加速推动2021年内完全市场条件下平价上网时代的到来,加快我国能源转型步伐。
开始日期:05-23
刘汉元代表2020年两会期间以人大建议形式积极关注社会热点话题 本次两会期间,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先生恪尽代表职守、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建言献策,参与国是,反映社情民意,并主要针对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减轻光伏发电企业税费负担、解决光伏发电补贴拖欠、理清并优化光伏发电行业管理方式等方面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和仔细调研,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刘汉元代表谈到,自工业革命以来两百余年的时间,以煤炭、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化石能源,有力推动了人类历史文明进程,但化石能源的持续使用,也在透支着人类的未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自然灾害频发,雾霾问题及资源的不可持续问题,已成为当前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加快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加速推进新一轮能源革命已迫在眉睫。当前,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已经具备了快速发展、实现能源根本转型的总体条件。随着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技术不断迭代升级,近十年来光伏发电成本已下降了90%以上,在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已成为最经济的发电方式,并连续三年占到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的一半以上,这其中绝大部分光伏设备都是中国制造。 他指出,2017年10月,沙特阿拉伯报出1.79美分/千瓦时的25年长期合同电价,创造了当时光伏发电价格的最低记录。2019年,巴西、阿联酋、葡萄牙又相继报出1.75美分/千瓦时、1.69美分/千瓦时、1.64美分/千瓦时中标电价。2020年1月,该记录被再度刷新,卡塔尔报出1.57美分/千瓦时的价格,约合人民币0.11元/千瓦时,成为目前全球光伏电站最低中标电价。与此同时,我国光伏发电价格也有了大幅降低,在光照条件好的部分中西部省份,价格已经等于或者低于煤电价格。目前,我国新增光伏装机项目约有2/3已实现平价上网,预计到2021年将全部实现平价上网。作为全球光伏制造和应用第一大国,我国本应具备绝对的成本优势,但由于国外的税费、财务费用、土地租金和其他相关费用较国内更低,光伏发电较国内更具成本优势。其中,税费负担成为了制约我国光伏发电全面实现平价上网的最主要因素。 他介绍到,长期以来,我国光伏产业链上、中、下游各环节都被全额征收各项税费,主要包括25%的企业所得税、13%的增值税及其附加,还有海域使用费、土地使用税、印花税、房产税等多种税费,如再考虑社保因素,税费将更加惊人。仅从光伏发电端来看,每度电负担的税费8分到1毛,高达上网电价的19%到22%,超过发电成本的40%。对比来看,许多欧美国家对光伏产业的税收扶持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也更具有延续性,比如德国对太阳能发电直接免征增值税,并允许设备投资额的12.5%-27.5%进行税额抵免;美国对于使用光伏发电系统的法人和居民,允许设备投资额的30%进行税额抵免。 目前,根据现行上网电价结合光伏发电项目数据平均测算,企业实际缴纳的度电增值税达到3分到4分,实际税负超过8%。近年来,国家制定了相关政策,旨在减轻光伏企业的税费压力,如财政部、国税总局于2013年9月下发的《关于光伏发电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66号),对光伏发电收入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50%的政策,后于2016年7月下发文件延续了该政策,执行时间至2018年12月31日截止,到期后至今仍无新的延续性政策出台。 对此项政策,部分媒体解读为光伏行业的一大利好消息,但仔细分析实则不然。由于光伏电站前期投资大,投资回报期长,设计系统寿命25年,要靠多年的发电销售收入逐步收回投资。从财务角度看,一般光伏电站的进项税额需五到六年才能抵扣完,才可能缴纳增值税,才有可能适用即征即退50%政策。但我国光伏发电从2013年起才开始真正成规模态势发展,近六年是发展的高速期。由此看来,只有较少经营很好的企业,才可能从2018年左右陆续开始享受此优惠政策,大部分企业还未开始享受该项税收优惠,政策就已经不再延续执行。因此,该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实际执行效果却并未达到预期。 他提出,同样作为前期投资大、投资回报期长的水力发电项目,国家已制定并下发了多项增值税减免政策。如财税〔2009〕9号文件明确规定,县级及县级以下小型水力发电单位,可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6%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此后,财税〔2014〕57号文件又规定将“依照6%征收率”调整为“依照3%征收率”,进一步减半征收小型水利发电项目的增值税,切实减轻了水力发电企业的税负。同样作为可再生能源的光伏发电,目前却仍承担着超过8%的增值税实际税负。 此外,因光伏产业链各环节都需要大量固定资产投入,资金占用量大、占用时间久、投资回收期长,加上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因此利息成本占据了项目成本的很大比例。但与利息成本对应的增值税却无法取得进项税额可以抵扣,无疑进一步加重了企业的税费负担。 同时,光伏发电为重资产投入,绝大多数项目均形成了大额期末留抵税额。据不完全统计,从项目投建环节看,进项税额占光伏电站投资成本的比例超过10%,形成了大额资金占用,加重了企业的资金压力。2018年6月,财政部、国税总局下发了财税〔2018〕70号文件,对部分行业企业退还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主要包括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和电网企业,光伏发电项目因属于发电企业,未纳入此次退税范围。2019年3月,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联合下发的〔2019〕39号公告,决定自2019年4月1日起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按60%比例予以退还。但该政策也未能解决已建成光伏发电项目的存量期末留抵税额的消化问题。因此,既有发电项目的大额存量留抵税额造成的资金占用压力,仍然是行业普遍面临的难题。 他还谈到,为扶持我国光伏发电行业发展,财政部、国税总局还于2008年下发财税〔2008〕46号文,对符合政府规定的光伏发电企业,从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年度起,实行三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所得税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光伏企业的发展。但根据光伏产业发展趋势判断,行业去补贴化已是必然,平价上网时代即将到来,该政策虽然起到了一定的减负作用,但在无补贴项目面临的成本压力、税费压力、资金压力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光伏发电企业仍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2018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减税降费的总体部署下,一系列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相继出台并有效实施,切实减轻了企业税费负担,对中国经济长期保持活力和全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光伏产业作为国家应予鼓励和重点扶持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享受普惠性政策的同时,亟待有产业倾斜导向的减税降费政策出台。以目前我国财力来看,完全有条件支撑对光伏发电的税费减免,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微乎其微。 针对以上问题,刘汉元代表提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为进一步减轻光伏发电企业负担,实现保市场主体、稳投资、稳就业的目标,推动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助力全面平价上网时代早日到来,从而加快我国能源革命进程,有如下建议: 一是参照小型水力发电项目的增值税缴纳政策,将光伏发电项目纳入按照3%征收率简易征收范围;对光伏发电增值税即征即退50%的政策尽快予以延续,并参照财税〔2015〕74号文件关于风力发电增值税即征即退50%的规定,暂不设定政策终止期。 二是实现利息成本进项税额可计算抵扣。建议持续深化增值税改革,解决抵扣难点问题,参考购进农产品进项税额计算抵扣的方式,允许企业依据实际支出的利息费用,按贷款服务6%的税率比例,计算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 三是对光伏发电企业实行存量期末留抵税额退还。建议在实行增量留抵退税的同时,对未享受存量留抵退税的光伏发电企业实行一次性退税,进一步减轻企业资金压力。 四是对光伏发电无补贴项目实行所得税免税政策。建议在对有补贴光伏发电项目执行三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所得税政策的同时,对无补贴项目免征所得税。
开始日期:05-22
刘汉元代表2020年两会期间以人大建议形式积极关注社会热点话题 本次两会期间,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先生恪尽代表职守、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建言献策,参与国是,反映社情民意,并主要针对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减轻光伏发电企业税费负担、解决光伏发电补贴拖欠、理清并优化光伏发电行业管理方式等方面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和仔细调研,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刘汉元代表谈到,自工业革命以来两百余年的时间,以煤炭、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化石能源,有力推动了人类历史文明进程,但化石能源的持续使用,也在透支着人类的未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自然灾害频发,雾霾问题及资源的不可持续问题,已成为当前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加快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加速推进新一轮能源革命已迫在眉睫。当前,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已经具备了快速发展、实现能源根本转型的总体条件。随着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技术不断迭代升级,近十年来光伏发电成本已下降了90%以上,在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已成为最经济的发电方式,并连续三年占到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的一半以上,这其中绝大部分光伏设备都是中国制造。 他指出,2017年10月,沙特阿拉伯报出1.79美分/千瓦时的25年长期合同电价,创造了当时光伏发电价格的最低记录。2019年,巴西、阿联酋、葡萄牙又相继报出1.75美分/千瓦时、1.69美分/千瓦时、1.64美分/千瓦时中标电价。2020年1月,该记录被再度刷新,卡塔尔报出1.57美分/千瓦时的价格,约合人民币0.11元/千瓦时,成为目前全球光伏电站最低中标电价。与此同时,我国光伏发电价格也有了大幅降低,在光照条件好的部分中西部省份,价格已经等于或者低于煤电价格。目前,我国新增光伏装机项目约有2/3已实现平价上网,预计到2021年将全部实现平价上网。作为全球光伏制造和应用第一大国,我国本应具备绝对的成本优势,但由于国外的税费、财务费用、土地租金和其他相关费用较国内更低,光伏发电较国内更具成本优势。其中,税费负担成为了制约我国光伏发电全面实现平价上网的最主要因素。 他介绍到,长期以来,我国光伏产业链上、中、下游各环节都被全额征收各项税费,主要包括25%的企业所得税、13%的增值税及其附加,还有海域使用费、土地使用税、印花税、房产税等多种税费,如再考虑社保因素,税费将更加惊人。仅从光伏发电端来看,每度电负担的税费8分到1毛,高达上网电价的19%到22%,超过发电成本的40%。对比来看,许多欧美国家对光伏产业的税收扶持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也更具有延续性,比如德国对太阳能发电直接免征增值税,并允许设备投资额的12.5%-27.5%进行税额抵免;美国对于使用光伏发电系统的法人和居民,允许设备投资额的30%进行税额抵免。 目前,根据现行上网电价结合光伏发电项目数据平均测算,企业实际缴纳的度电增值税达到3分到4分,实际税负超过8%。近年来,国家制定了相关政策,旨在减轻光伏企业的税费压力,如财政部、国税总局于2013年9月下发的《关于光伏发电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66号),对光伏发电收入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50%的政策,后于2016年7月下发文件延续了该政策,执行时间至2018年12月31日截止,到期后至今仍无新的延续性政策出台。 对此项政策,部分媒体解读为光伏行业的一大利好消息,但仔细分析实则不然。由于光伏电站前期投资大,投资回报期长,设计系统寿命25年,要靠多年的发电销售收入逐步收回投资。从财务角度看,一般光伏电站的进项税额需五到六年才能抵扣完,才可能缴纳增值税,才有可能适用即征即退50%政策。但我国光伏发电从2013年起才开始真正成规模态势发展,近六年是发展的高速期。由此看来,只有较少经营很好的企业,才可能从2018年左右陆续开始享受此优惠政策,大部分企业还未开始享受该项税收优惠,政策就已经不再延续执行。因此,该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实际执行效果却并未达到预期。 他提出,同样作为前期投资大、投资回报期长的水力发电项目,国家已制定并下发了多项增值税减免政策。如财税〔2009〕9号文件明确规定,县级及县级以下小型水力发电单位,可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6%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此后,财税〔2014〕57号文件又规定将“依照6%征收率”调整为“依照3%征收率”,进一步减半征收小型水利发电项目的增值税,切实减轻了水力发电企业的税负。同样作为可再生能源的光伏发电,目前却仍承担着超过8%的增值税实际税负。 此外,因光伏产业链各环节都需要大量固定资产投入,资金占用量大、占用时间久、投资回收期长,加上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因此利息成本占据了项目成本的很大比例。但与利息成本对应的增值税却无法取得进项税额可以抵扣,无疑进一步加重了企业的税费负担。 同时,光伏发电为重资产投入,绝大多数项目均形成了大额期末留抵税额。据不完全统计,从项目投建环节看,进项税额占光伏电站投资成本的比例超过10%,形成了大额资金占用,加重了企业的资金压力。2018年6月,财政部、国税总局下发了财税〔2018〕70号文件,对部分行业企业退还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主要包括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和电网企业,光伏发电项目因属于发电企业,未纳入此次退税范围。2019年3月,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联合下发的〔2019〕39号公告,决定自2019年4月1日起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按60%比例予以退还。但该政策也未能解决已建成光伏发电项目的存量期末留抵税额的消化问题。因此,既有发电项目的大额存量留抵税额造成的资金占用压力,仍然是行业普遍面临的难题。 他还谈到,为扶持我国光伏发电行业发展,财政部、国税总局还于2008年下发财税〔2008〕46号文,对符合政府规定的光伏发电企业,从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年度起,实行三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所得税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光伏企业的发展。但根据光伏产业发展趋势判断,行业去补贴化已是必然,平价上网时代即将到来,该政策虽然起到了一定的减负作用,但在无补贴项目面临的成本压力、税费压力、资金压力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光伏发电企业仍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2018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减税降费的总体部署下,一系列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相继出台并有效实施,切实减轻了企业税费负担,对中国经济长期保持活力和全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光伏产业作为国家应予鼓励和重点扶持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享受普惠性政策的同时,亟待有产业倾斜导向的减税降费政策出台。以目前我国财力来看,完全有条件支撑对光伏发电的税费减免,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微乎其微。 针对以上问题,刘汉元代表提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为进一步减轻光伏发电企业负担,实现保市场主体、稳投资、稳就业的目标,推动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助力全面平价上网时代早日到来,从而加快我国能源革命进程,有如下建议: 一是参照小型水力发电项目的增值税缴纳政策,将光伏发电项目纳入按照3%征收率简易征收范围;对光伏发电增值税即征即退50%的政策尽快予以延续,并参照财税〔2015〕74号文件关于风力发电增值税即征即退50%的规定,暂不设定政策终止期。 二是实现利息成本进项税额可计算抵扣。建议持续深化增值税改革,解决抵扣难点问题,参考购进农产品进项税额计算抵扣的方式,允许企业依据实际支出的利息费用,按贷款服务6%的税率比例,计算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 三是对光伏发电企业实行存量期末留抵税额退还。建议在实行增量留抵退税的同时,对未享受存量留抵退税的光伏发电企业实行一次性退税,进一步减轻企业资金压力。 四是对光伏发电无补贴项目实行所得税免税政策。建议在对有补贴光伏发电项目执行三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所得税政策的同时,对无补贴项目免征所得税。  
开始日期:05-22
5月20日,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先生离蓉赴京,参加2020年全国两会。刘汉元先生所领导的通威集团是以农业、新能源为双主业,并在化工等行业快速发展的大型跨国集团公司,系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集团现拥有遍布全国各地及海外地区的200余家分、子公司,员工近4万人,是全球最大的水产饲料生产企业及主要的畜禽饲料生产企业。在新能源领域,通威已成为拥有从上游高纯晶硅生产、高效太阳能电池片生产、到终端光伏电站建设与运营的垂直一体化光伏企业,形成了完整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光伏新能源产业链条,已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光伏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核心参与者和主要推动力量。2019年,通威集团继续荣列“中国企业500强”。 今年全国两会即将拉开帷幕,备受瞩目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将于5月22日在京召开,刘汉元先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将继续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参与国是,将针对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减轻光伏产业税费负担、解决光伏发电补贴拖欠、理清并优化光伏发电行业管理方式等方面提出合理建议。 切实履行代表委员职责  助推国民经济健康良性发展 作为民营企业家,刘汉元先生的提案、建议主要关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领域和方面,颇具前瞻性、全局性,且立意新、针对性强、操作具体,许多提案、建议为国家相应政策的形成、出台、施行、建设等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其中,2017年的两会提案《让尊重和弘扬企业家精神成为社会共识》引发了社会强烈共鸣,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正式下发,对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开发三峡渔业 安置库区移民》、《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强化金融服务三农》等提案及大会发言《减税轻负 振兴经济》受到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并派专人督办;《在供电行业引入竞争打破垄断经营》、《加快绩优公司上市 促进股市健康发展》、《将绿色农业列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等提案更获得相关部门的好评。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刘汉元先生经过前期细致调研,向大会提交了《减轻光伏发电企业税费负担》、《遵循成功发展经验 支持经济持续向好高质量发展》、《明确可再生能源发展方向 制定更具前瞻性发展目标》、《降低水产行业税费负担 实现税收公平》等建议。 民生随时放心头 关注国家动态及时出谋划策 除在两会上为国民经济发展建言资政外,刘汉元先生还持续关注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发展动态及热点问题。2008年以来,随着世界能源形势日趋严峻,尤其是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刘汉元先生连续10余年利用两会及其他各种参政议政的机会和平台,先后通过《各种新能源比较研究与我国新能源战略选择》、《加快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 构建国家能源安全供应体系》、《进一步加快国内光伏市场发展》、《加快推进渔光一体化发展》、《强化政策落实 加快光伏产业发展》、《强化政府信用建设 加快落实光伏补贴发放》、《支持绿色产业发展 减免光伏行业税费》《加快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 构建国家能源安全供应体系》《进一步提高光伏扶贫质量》、《减轻光伏发电企业税费负担》等多份提案、建议,为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鼓与呼。          2020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刘汉元先生指出,当前新冠疫情在国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在国外仍在蔓延,全球社会、经济各方面均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挑战亟待解决和突破,给全国人大代表参与国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面对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愈发凸显责任重大,为此,在今后履行全国人大代表的职责中,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不断提高建议的质量,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做出自己
开始日期:05-20
5月20日,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先生离蓉赴京,参加2020年全国两会。刘汉元先生所领导的通威集团是以农业、新能源为双主业,并在化工等行业快速发展的大型跨国集团公司,系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集团现拥有遍布全国各地及海外地区的200余家分、子公司,员工近4万人,是全球最大的水产饲料生产企业及主要的畜禽饲料生产企业。在新能源领域,通威已成为拥有从上游高纯晶硅生产、高效太阳能电池片生产、到终端光伏电站建设与运营的垂直一体化光伏企业,形成了完整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光伏新能源产业链条,已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光伏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核心参与者和主要推动力量。2019年,通威集团继续荣列“中国企业500强”。 自1998年九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开始,23年来,刘汉元先生始终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履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切实深入基层实地调研,积极建言资政,通过两会期间的政协提案、发言,积极参与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建设、发展的热点议题,充分反映社情民意,前后共提交提案、大会发言100余份。今年,全国两会即将拉开帷幕,备受瞩目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将于5月22日在京召开,刘汉元先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将继续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参与国是,将针对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减轻光伏产业税费负担、解决光伏发电补贴拖欠、理清并优化光伏发电行业管理方式等方面提出合理建议。 切实履行代表委员职责  助推国民经济健康良性发展 作为民营企业家,刘汉元先生的提案、建议主要关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领域和方面,颇具前瞻性、全局性,且立意新、针对性强、操作具体,许多提案、建议为国家相应政策的形成、出台、施行、建设等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其中,2017年的两会提案《让尊重和弘扬企业家精神成为社会共识》引发了社会强烈共鸣,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正式下发,对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开发三峡渔业 安置库区移民》、《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强化金融服务三农》等提案及大会发言《减税轻负 振兴经济》受到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并派专人督办;《在供电行业引入竞争打破垄断经营》、《加快绩优公司上市 促进股市健康发展》、《将绿色农业列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等提案更获得相关部门的好评;而《建议完善、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道路建设规范标准和交通管理办法》提案不仅获九届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奖,还促进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修订稿于当年发布。2011年两会,针对“十二五”期间如何实现我国“制造大国”的转型升级,刘汉元先生提出建议,一是国家将“质量强国”作为国家战略纳入“十二五”规划;二是以“质量强国”战略促进我国出口升级转型;三是强化全社会的质量观念和质量意识。李克强总理对此建议给予了高度评价。2013年6月底,刘汉元先生第一时间提交了《关于支持我国光伏产业走出当前困境的建议》和《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光伏等新能源产业的建议》两份提案,分别呈递国务院主要领导和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和国家能源局。国家能源局对刘主席的相关意见进行了认真地研究、讨论,在进行客观、科学地论证后报批国家发改委,并结合国家财政部的意见,促进了国务院在2013年7月发布《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刘汉元先生经过前期细致调研,向大会提交了《减轻光伏发电企业税费负担》、《遵循成功发展经验 支持经济持续向好高质量发展》、《明确可再生能源发展方向 制定更具前瞻性发展目标》、《降低水产行业税费负担 实现税收公平》等建议。 民生随时放心头 关注国家动态及时出谋划策 除在两会上为国民经济发展建言资政外,刘汉元先生还持续关注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发展动态及热点问题。2008年以来,随着世界能源形势日趋严峻,尤其是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刘汉元先生连续10余年利用两会及其他各种参政议政的机会和平台,先后通过《各种新能源比较研究与我国新能源战略选择》、《加快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 构建国家能源安全供应体系》、《进一步加快国内光伏市场发展》、《加快推进渔光一体化发展》、《强化政策落实 加快光伏产业发展》、《强化政府信用建设 加快落实光伏补贴发放》、《支持绿色产业发展 减免光伏行业税费》《加快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 构建国家能源安全供应体系》《进一步提高光伏扶贫质量》、《减轻光伏发电企业税费负担》等多份提案、建议,为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鼓与呼。 刘汉元先生提到,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化石能源的消费不断增加,我国国内的雾霾问题、以及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严重威胁到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近十多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已经具备了快速发展、实现能源根本转型的总体条件,光伏发电装机成本已从原来的十万元每千瓦降至三、四千元,已成为全球许多数国家和地区成本最低的发电方式,我国光伏发电成本在部分地区也已等于或低于火电,具备了大规模应用的条件。以输出的等效能量计算,光伏发电成本已经降到了10美元以下每桶原油的价格,且发电全过程零污染、零排放。更重要的是,从国家能源战略安全的角度考虑,用10到20年时间,实现能源增量的70%、存量的30%到50%的可再生清洁化替代,就能将国家能源供给的主动权牢牢攥在自己手中,一劳永逸地解决石油进口被国外“卡脖子”的问题,过程中还能从投资和消费两个维度有效拉动国内市场。 2020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刘汉元先生指出,当前新冠疫情在国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在国外仍在蔓延,全球社会、经济各方面均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挑战亟待解决和突破,给全国人大代表参与国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面对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愈发凸显责任重大,为此,在今后履行全国人大代表的职责中,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不断提高建议的质量,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开始日期:05-20
5月14日晚间,证监会第十八届发审委2020年第72次会议审核结果显示,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会富仕”)创业板IPO首发过会。四会富仕拟拟公开发行不超过1,416万股,募集约3.76亿元资金。其中,2.78亿元用于新建年产45万平方米高可靠性线路板项目,4,254.39万元用于研发中心建设,5,50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欠款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四会富仕电子的IPO之路可谓一路顺遂,虽然经过了2018年业绩大幅增长后利润指标才勉强达到创业板5000万扣非净利润的“红线”指标,但其自2019年5月正式递交IPO申请后,仅用了一年时间便超越了数家早于其排队拟上市的企业即将进入发审程序。四会富仕电子此次过会,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着标杆意义的,其应该是近年来首例未彻底清理对赌协议而闯关发审会,这也是市场最为关注的焦点。 不过,虽然有这么多标杆意义,但《股市动态分析》记者深入研读招股书后发现,四会富仕存在夸大募集资金需求,关联交易金额较大,重要的关联方、股东何光武敏感期离职等问题,需要引起投资者的警惕。   严重夸大募资需求 2016年至2019年,四会富仕的产能情况分别为:23.65万㎡、32.2万㎡、44.55万㎡和51.26万㎡(半年25.63)。作为典型的制造业企业,四会富仕的生产性资产来自于固定资产。其中,机械设备原值能够体现出公司的产能情况,上述同一区间内四会富仕的机械设备原值分别为:5,840.65万元、8,724.00万元、11,202.93万元和11,855.08。 从募投项目情况看,四会富仕拟募集资金共计37,596.58万元。其中,公司预计募投新增45万㎡的高可靠性线路板项目,预计投入金额为27,842.19万元,其中18,911.82万元用于设备购置(包括安装)。由上述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公司每年新增产能的单位设备投入情况。(见表一) 表一:四会富仕新增产能单位设备投入情况 时间 2016 2017 2018 2019 2016以来 募投项目 产能(万㎡) 23.65 32.2 44.55 51.26   45 设备原值(万元) 5,840.65 8,724.00 11,202.93 11,855.08   18,911.82 新增产能单位设备投入(元) - 337.23 200.72 97.19 217.84 420.26 数据来源:招股书 如表一所示,四会富仕2017年至2019年新增产能的单位设备投入分别为:337.23元/㎡、200.72元/㎡和97.19元/㎡,2016年以来新增产能单位设备投入为217.84元/㎡。可以看到公司的单位产能的设备投入是在持续下滑的。2016年以来新增产能的单位设备投入金额为217.84元。但是,从四会富仕募投产能情况看,公司新增的45万㎡的产能,设备投入18,911.82万元,单位设备投入达420.26元/㎡,是2016年公司整体产能扩张的217.84元/㎡单位投入的192.93%。即使以募投产能对比2017年单位产能扩张投入的最高峰值,募投项目也是其124.62%。 可以说,四会富仕有明显的夸大募资需求而上市圈钱的嫌疑。且面对记者:“为何募投投入远项目的产能单位设备高于2016年以来的产能扩张的单位投入?”的问题,四会富仕在沉默许久时间后,还是选择不回答。   关联交易问题突出 2016年至2018年,四会富仕存在数额庞大的关联交易,金额分别为:2,029.59万元、1,375.44万元和1,833.47万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9.71%、4.70%和5.06%。其中,关联方包括东和商事、兴电企业、富士科技和深圳一搏,关联交易内容主要是销售PCB板。(见表二) 表二:四会富仕2016年以来关联交易情况 数据来源:招股书 2017年,四会富仕对股权进行了较大调整,东和商事、兴电企业、富士电路、一博电路的控制人分别将其持有公司的股权全部对外转让,上述公司也不再是四会富仕的关联方。根据公司披露的2019H1的数据,四会富仕对上述“关联方”的交易金额分别为223.81万元、277.21万元、502.37万元、0万元,合计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5.03%,总金额和占营收比依旧不低。除此之外,四会富仕上述报告期还存在一定数额的关联采购。 东和商事、兴电企业、富士电路、一博电路当年入股公司的具体缘由不得而知,上述公司转让股份的股权受让方分别是谁?是否依旧有潜在关联交易问题呢。   关键人物敏感期离职 自然人何光武持有四会富仕控股股东13.54%的出资额,其也通过此间接持有了四会富仕电子此次IPO前7.13%的股份。对于四会富仕电子而言,何光武并非普通的董事,在一定程度上,其更应算做为四会富仕电子的创始人之一。2018年11月,何光武辞去四会富仕董事职务。何光武投资或任职的多家企业从事印制电路板相关业务,且报告期内与四会富仕存在关联交易。其中,香港美邦曾代四会富仕收货款。 就是这样一位对四会富仕电子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关键人物,并此前已经担任其董事多年,却在上市辅导并即将申报IPO前夕突然辞任董事? 四会富仕并未在招股书中说明何光武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原因,但何光武投资或任职的多家企业从事印制电路板相关业务,四会富仕与上述企业的同业竞争问题或难以解决。结合前文内容,四会富仕重要关联方在2017和2018年先后退出公司股东序列,何光武和关联方股东的退出,是否是有意为之,躲避相关敏感认定的行为呢? 报告期内四会富仕关联交易频繁且金额庞大,而作为公司控股股东重要出资人的何光武投资的其他企业,同样与公司存在频繁的关联交易。这从侧面说明,四会富仕的关联交易已经渗透到经营中的各个角落,大概率无法消除。 而何光武控制或投资的其他企业,与四会富仕的业务存在明显的重叠,但四会富仕并对其主要客户及供应商进行披露,相关公司是否有帮助四会富仕承担成本和表外债务,以美化报表,助力上市的情况也不得而知。
开始日期:05-18
一直以来,市场变化是投资最佳的“验金石”。受疫情影响,今年一季度经济承压,A股市场波动也较大,在这特殊的市场环境中,基金产品的投资操作情况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近期,基金一季报已披露完毕,建信基金旗下建信高端医疗、建信内生动力、建信恒稳价值、建信现代服务业等多只权益类产品在一季度取得了较好的投资成效,银河证券数据统计显示,建信基金一季度为投资者实现盈利33亿元,位居全市场前3。 回顾一季度,在疫情的影响下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从宏观经济来看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前值为增6%,反应到股市上来看,WIND数据显示,上证综指、深证成指一季度下跌9.83%、4.49%。虽然A股一季度整体行情并不理想,但也不乏结构性机会,一是资金避险需求提升,农业刚性需求受国际贸易影响较小,叠加猪价、粮食安全等影响,农林牧渔行业成为一季度的强势上涨板块;二是医药行业部分产品和服务需求量短期内出现明显上升,成为一季度投资关注重点;三是“新基建”主题受到关注,相关行业计算机、通信等延续前期上涨态势。WIND数据显示,一季度农林牧渔、医药生物、计算机通信四个申万一级行业分别上涨15.65%、8.39%、3.90%和3.76%。 根据一季度市场表现来看,建信基金旗下多只权益基金在严控风险的同时,也通过优选赛道、精选个股把握住投资机遇。建信高端医疗瞄准医药医疗领域,一季度重点配置企业盈利增长较快、受产业政策利好的投资标的,布局原料药、医疗器械、医药零售等细分行业。建信内生动力、建信恒稳价值报告期内都适度降低了股票仓位,并及时调整组合结构,投资方向上以医药、食品饮料、网络安全、5G建设、线上教育为主,更重视依靠内需驱动且能够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的行业和公司。基金一季报显示,建信高端医疗、建信内生动力和建信恒稳价值的一季度收益率分别达12.74%、3.29%、3.14%。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4月29日,建信内生动力成立运作已超过9年,近3年、近5年收益率都排名同类前1/4,且获得三年期和五年期五星评级。 此外,投资表现较好的还有聚焦服务行业机遇的建信现代服务业。一季度,该基金前十大重仓股中包括有医药、食品、科技、游戏等受益于疫情及受疫情影响较小的细分行业。投资策略上,建信现代服务业也继续采用“收益率三因素”框架,关注股息率、估值变动率、企业核心指标增长率,在综合分析后挖掘优质上市公司布局。季报显示建信现代服务业一季度收益率达2.83%。
开始日期: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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